又是一个“学雷锋日”。一般来讲，但凡需要组织学习的，说明在这方面是欠缺的；但凡提倡的，说明当下符合提倡内容的很少，正如我们之所以不需要倡导吃饭，是因为人人都能自觉做到。
　　 雷锋精神，不外乎帮助他人、急他人所急、想他人所想，把这样一种普世的、既为人当应有的“精神”拿出来高调宣传，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前不久，朋友讲的一个国外留学期间的故事让我很是感慨。
　　 朋友一次驾车外出办事，为赶时间遭遇车祸，好在人只受轻伤。让他没想到的是，后续车辆全部有序地停了下来，一群金发碧眼的老外，从自己的车上拿出毛毯、食物和急救工具，上前询问其伤势。在确定人员安全，车尚可继续行驶后，参与救援者将朋友的车推到路边，一再叮嘱后才离开。
　　 异国他乡的经历让朋友倍感温馨，也感慨万分。朋友告诉我，老外没有学雷锋活动，但在他留学的国家，帮助别人是很自然的事，那已经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
　　 与此相对应的是，今年春节当天，作家郑渊洁81岁的母亲外出，老人下台阶时向一女孩伸手，期望得到搀扶，女孩却被家长告诫“小心被讹”。人与人之间信任的话题，随即再度引爆网络。巧的是，此前不久发布的《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蓝皮书显示，逾七成受访者不敢相信陌生人。对这一数据的准确度我们姑且不论，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下社会的信任危机。
　　 正如美国知名学者福山所言，对多数人的不信任使得每个人都生活在谨慎和相互提防中。这种互不信任，正逐渐固化为我们社会的性格，长久将成为一种不信任文化。
　　 伴随着市场经济，中国逐步进入“陌生人社会”。对于别人，我们更多地是一个陌生人。与雷锋时代助人为乐相比，我们早已不再敢去扶倒地的老人。其实，我们不是不想帮助陌生人，而是不敢帮助陌生人，因为有太多的帮助陌生人而被骗的案例发生。它们也许只是个例，但通过媒介放大后，加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防备心理。“好人有好报”的传统，被“别和陌生人说话”替代。
　　 也许我们可以将这一切归咎于人际关系的冷漠、社会道德的滑坡，但归根结底，是我们这个社会缺乏对善举保护、弘扬的氛围和机制。一个文明社会，需要对善良个体的保护和褒扬——我们不敢扶起马路上摔倒的老人，是因为可能被讹，还没人站出来作证；我们不敢站出来制止不法行为，是因为可能在受到围攻时，路人宁愿围观也不愿挺身而出、拔刀相助。“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帮助别人，不是因为我们高尚，仅仅是因为，也许有一天我们也需要别人的帮助。社会信任体系的重塑，需要的是经济文化的同步发展，过程漫长。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力所能及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那么，社会的正能量就会无限放大，再放大。
　　 我们希望人人都能帮助他人，但不希望帮人者为此而付出高昂的代价。当帮助别人不再是一种冒险行为，当帮人者能在精神和物质上得到相应的补偿，这样，当自己需要帮助时，身边的陌生人才会伸出援手。“陌生人社会”的恐怖在于，“帮助别人”成为奢侈品。帮助他人、急他人所急、想他人所想，当内存于国民心里的能量不再蛰伏，可以尽情释放，雷锋精神，就会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如影随形。
　　 何时，我们不再号召大家学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