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不到1400万的常住人口中，竟然有208万名志愿者，他们身穿“红马甲”，出现在深圳的大街小巷里，深入到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中。他们是护河治水的“河小二”，是博物馆里旁征博引的讲解员，是灾后救援的先锋队……深圳义工组织成立30年来，他们为这个时代留下了一个个生动注脚。

将内生需求化作主动行动，深圳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对于每一个闯深圳的人来讲，这都是一个陌生的城市。

一个陌生人最渴望的是来自他人和社会的关怀与关爱，而志愿者组织正是一个最好的“通过关怀关爱他人而获得他人关怀关爱”的渠道。十几年来，深圳地铁义工联合会副会长冯喆与深圳地铁义工联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通过关怀关爱他人而获得他人关怀关爱”的典型案例。

2001年，冯喆大学毕业以后，从东北老家来到深圳地铁，从事主业的同时，也一直是一名志愿者。“我从2003年开始做志愿者，一直到现在也在做志愿者工作。”他回忆，“那时候深圳还没有地铁，举办第5届高交会的时候，我就是一名会展中心门口的交通义工。”

“对于我这样的‘移民人口’，做志愿者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能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新朋友。”冯喆说。

“义工组织像是一个大家庭，热爱这个大家庭首先要付出关怀，地铁义工联现在就在做这件事。”冯喆说，在深圳北站有一位格外显眼的义工，大家称他皮叔。皮叔肢体残疾，家庭条件不好，但已经做了5年义工。皮叔工作特别认真、热情，无论什么时候都带着笑，精神面貌很好，指引的手势也非常规范。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看出来谁需要帮助，并且主动上前询问。皮叔前段时间遭遇了交通事故，义工联坚持为他筹集捐款，他却坚决不收。他说，“做义工，是因为热爱，不是为了回报。”

冯喆告诉记者，志愿者文化已经成为深圳的一个符号，从罗湖口岸的开通到大运会的举办，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志愿者行列，并得到国内外众多人士的点赞与认同。

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政府机构改革的大趋势是“小政府，大社会”。

在深圳，这种结构性特征最为突出，政府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是“小”的趋势，而随着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社会是“大”的趋势。在这一“大”一“小”两个相背而行的曲线之间，是政府和社会在管理和服务之间的巨大空间，这种结构性特征，催生了对志愿者队伍的结构性需求，这种结构性需求又成为志愿者队伍发育发展的广阔空间。

深圳在201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后，在全国首倡建设“志愿者之城”，推动城市志愿服务从规模到规范管理走向精细化，这正说明了城市需求就是志愿服务的发展空间。

从小就参与志愿服务的江家贤大学一毕业就加入了义工组织，2018年，她毅然辞去做了8年的法院工作来到宝安区义工联担任秘书长，将宝安区义工联打造成一个专业化、制度化的志愿组织。

2016年全国首个基层法院的志愿服务U站在宝安区建立。曾经的工作经历让江家贤非常熟悉法院的运转方式，她来到宝安区义工联的时候也了解到区法院有引入调解义工的意愿，为了更好地整合司法资源和志愿服务，不断探索和延伸“法律志愿服务U站”的服务功能，2019年实现了全院及派出法庭志愿服务全覆盖。

“现在你进入法院的立案大厅，除窗口工作人员外，大厅的引导、诉导是穿红马甲的义工。人们从一进法院，到咨询立案，到流转到调解的地方，最后会发现都有红马甲的身影。”江家贤说。

2018年宝安区法院只有12个义工，今年义工数量达到了48个，其中36个为调解义工。

“义工的加入大大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真正服务了基层治理。”江家贤介绍，如果案件进入审判，就会有一审、二审、上诉等等流程，会造成比较大的行政支出，相较而言，调解会比较快，而且调解成功后出具的经司法确认的调解书和判决效力一样，还能将诉讼费减半。由于现在调解义工逐渐专业化，义工调解的成功率很高，调解案件数已在宝安法院多元调解队伍中排名第二。

“随着志愿服务的普及，志愿者们渐渐感到自己被理解、被尊重，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政府工作中。”江家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