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图书馆志愿者给当地民众讲解绘本故事。（受访者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7月5日《南方周末》）

有这样一群海归学子，他们学成哈佛、剑桥、耶鲁等名校，却放弃预见中的优渥环境及高薪工作，回国投身到改变乡村贫困、打工子弟教育、城乡环境、社区发展等公共利益的短板领域。他们分散各地，在帮助受助者的同时，也不断提升自己，实现自我价值。

公益是一份工作，公益并不是只能拿低薪，公益也不是免费的。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中国无数小城之一。市民不算富裕，也多是家境殷实。他们闲时打麻将，喝咖啡，生活安逸自在。

从剑桥大学留学回来的章瑾发现这座小城陷入了教育怪圈——孩子努力学习、考上重点大学、回来结婚生子、再教育孩子考重点大学……这里唯一一座重点中学的阅读室开放时间为9：00-11：00，13：30-17：00，与学生放学自由活动的时间重合仅30分钟。

她与朋友吐槽这样的小城生活，“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为此，她发起创立了当地首家公益图书馆，取名“有为”。她希望给小城的民众提供一个免费阅读空间，给孩子们建夏令营，拓宽他们的视野。

类似章瑾这样的海归不少。他们专注国内教育、乡村、环境等种种问题，怀着一腔热情投入公益行动中。媒体报道中，他们放弃预见中的优渥环境，高薪工作，却引来诸多困惑乃至质疑。

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将改变什么？

是不是别有所图？

章瑾的图书馆事业是从一间厂房仓库开始的。她决意启动时，在网上搜了一宿资料，第二天开始寻找合作伙伴。首笔资金来自她过往工作积攒下来的15万元，场地则是母亲支持的年租金12万元的仓库。

很快，她开了一次近八十人的宣讲会，招募创始团队。公益图书馆项目更易吸引当地海归学子的加入，初创团队5个人中有4个是海归。他们结合自身特色办起环游全球N天讲座活动。

但质疑接踵而至：你们是不是想做成商业留学机构？不会永远免费的吧？向公众解释项目自身的公益性，让人相信图书馆的初衷成了“有为”创建初期必须应对的问题之一。

多少海归在从事公益工作？这个数据目前没有官方统计。一份出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调查报告——《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海归选择“政府/非营利组织”工作的比例不足4%。

这些为数不多从事公益的海归所面对的环境是，公众对公益并不了解。

海归罗易曾遇到过一位从事十多年社会管理工作的官员的疑问，“你为什么做公益这种没有门槛的事情？”

杨佳回国后在一家国际环保组织工作，机构半数以上是海归。她遇到的问题来自社会对这个行业的不了解：非营利组织是开展种树这样的活动吗？为什么国际组织要帮助中国做环境保护？不营利的话工作的动力在哪？你们是如何发挥影响的？

杨佳说，“很多环保问题不受国界限制，国际环保组织的目标是解决应对气候变化等人类共同面对的环保问题。”

媒体报道中，不乏海归是“放弃华尔街高薪职位自掏腰包办公益”“放弃50万高薪回家乡做公益”……他们光环闪耀，却不太容易被理解。

已在上海创办善淘网的海归余诗瑶指出这个说法背后的前提：他们认为公益行业低薪是应该的，海归拿高薪也是应该的，不合理的地方仅在于一个原本拿高薪的海归在从事低薪的公益。余诗瑶认为一个人才应该获得与市场行情匹配的收入，而自己正在为之努力。

至于大材小用，则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如果他知道蒋抒洁（海归同事）放弃一百万的年薪是在解决一个全社会的问题，那就不是一件小事了吧。”余诗瑶说。

他们寻求什么？

庄爱玲，早期留学归来的公益人之一。

2002年，庄爱玲踏上赴美攻读哈佛肯尼迪学院公共管理专业的MPA课程，她目的明确：学习非营利组织运营与管理，回国后支持草根公益组织能力建设。

那个年代，留学哈佛尚属少数，与她同期学习的华人不过十人，八位大陆人分别来自企业、媒体、银行等行业，仅有她原来是做公益的。归国后，她也直奔当时出国想法，创建公益组织支持型机构“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直至现在。

经历近二十年的发展，公益慈善面貌焕然一新，出国留学再做公益的也不止于公共管理等相关专业，他们的选择更加多元。

余诗瑶是奔着善淘网慈善商店的创新理念而来。如若不是它“以商业模式来运营，同时能带来更好的社会效果”，余诗瑶称她可能不会这么年轻的时候投身公益。

留学美国两年，余诗瑶学的是商业市场数据分析，实习时无意中接触到善淘网这种模式。慈善超市起源于欧美国家，公众将生活中闲置物品捐赠给公益机构，公益机构通过开设商店销售这些物品，所得的营业收入除了保证商店正常运转外，还用来帮助其他公益项目。通过商业运营手段达到慈善效果，并促进二手物品循环利用，兼顾公益和环保。

善淘网成立于2010年，创始人在英国留学。回国后他在上海搭起了善淘网，通过网站接收企业、个人闲置物品并进行义卖，义卖所得维持公司运作及各种公益项目。

罗易，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硕士、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历史学和环境学学士，她也在求学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彼时，大学生参与公益活动氛围浓厚，在那种环境下，不参与公益甚至能感受到“不合群”的压力。罗易先后参与了中美顶尖环境智库、环保组织、律师事务所、环境投资机构等实习工作。深度参与公益的同时，她也感受到公益的无力感。回国后，她径直选择了到农村创业，发起了社会企业“老土”，链接城乡生活，对于她而言，这才更具活力。

杨佳，美国匹兹堡大学公共管理学硕士，一直学习和关注能源及环境议题。回国前，她在纽约一家国际环保组织实习半年。在那里，她了解到非营利组织对推动环境保护起到的积极作用。无论是美国清洁空气法案，清洁水法案，还是国际气候谈判，非营利环保组织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认为现在的工作很有意义，也符合我的期望。”杨佳说，因为家乡内蒙古的生态退化及北京雾霾等环境问题，令她想回国做些事情。她选择了一家成立近五十年的国际环保组织，开展基于政策研究和技术支持的环境保护工作，具体包括应对气候变化、治理环境污染、推动绿色金融和绿色供应链的发展等。

多元的职业选择，是他们共同提到的重要理念。“对成功的定义和理解更加多元化，各种职业都会得到尊重。”余诗瑶强调，做公益并不是牺牲自我，放弃高薪，其中自我成长与价值实现是其他工作所不能给予的。

章瑾，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系与哲学硕士。她在帮助亲戚孩子解决高考选专业的问题时感到愕然，孩子不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想做什么样的工作。再问下去，他们多会抛下一句“我妈会决定”。她创立有为图书馆以期小城少年能探索自我认知，发现更多元的世界，开始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他们想改变什么？

乡村、教育、环保是诸多海归选择的公益领域。“但这也是目前公益行业大家做得最多的啊。”关注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向芯回应。

海归趋向选择富有创意及挑战的项目，而非传统的公益项目。这一观察得到了多位海归的认同。

向芯在2012年登上媒体，当时报道标题是《“哈佛女孩”为公益休学一年引猜测》。彼时，她因选择休学一年回来一手创立社团“青草”而备受关注。2009年，高中毕业的向芯因关注到外来打工子弟在教育上的种种缺失，第一次组建了青草夏令营活动。

迷茫、困惑、不知所措，向芯经历了学生社团在职业化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过程。她与伙伴轮流休学，重新走访过往参与活动的学生，梳理“青草”的运营架构。在没有社会经历的情况下，向芯需要带领团队每年筹资50万元，如何维护长期捐赠人社群，如何经营各种合作关系等都是一门学问。在这段困难时期，她觉得自己对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章瑾也时常自我反思：自己有教育、拯救受益人的心态。她引用他人的话说，我们做公益是带着我们的工作能力与效率来的，也带着傲慢、无知与偏见来的。近年有为图书馆发起“女人俱乐部”活动，聚集百位小城女性承诺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她们如同一面镜子，每每看到她们身上迸发出来的潜能，章瑾与团队都在警醒自我：放下傲慢、无知与偏见。

据了解，2017年有为图书馆借阅量18076本，举办活动303场，活动参与人数11499人，阅览人次43142人。这是渐变的过程，有为图书馆已成为不少政府职能部门、公益组织到访这座小城的必到之处。

罗易则始终活跃在农村一线。许多农村工作者强调要融入当地，罗易却认为自己不可能成为当地人，乡村的“外来者”角色反而能帮助她链接农村与城市资源。过去一个月，她11天奔忙在云南山村，11天在四川乡下，积极探索农产品扶植、民族文化挖掘与保护、生态小农合作，只要是利于农村可持续发展，她都乐于尝试。

村子里长年累月劳作的老妇人、小孩都让她看到生命的坚忍，“虽然说起来有些空，但在村子里走动，你的眼界会开阔许多。”

海归公益不成圈

海归光环、名校效应是存在的。在媒体“哈佛女孩”报道后，让“青草”获得了一些社会关注。过去几年，不少媒体以这个噱头采访报道她，直到近年，服务过的流动儿童在青草做志愿者，反哺城市的故事才得以讲出去。

海归光环的效应止于媒体的报道，政府、合作方并不会因为创始人的海归背景而给予更多信任。更多时候，合作的起点源于项目契合度。项目合适，自然顺利，否则“海归”也难以撬动什么。数次项目评审会上，罗易发现，评审专家会询问你所做的项目在国外是否有对标项目，而你是否有海外生活经历并不重要。

海归是一个群体吗？不，多位受访者的答案几乎一致。他们认为，海归回来做公益的仍是少数。日前发布的2018年《慈善蓝皮书》统计数量表明，2017年中国社会组织总量突破了80万个。“置于这样一个数量背景下，我所能接触到的做公益的海归还是太少太少了。”庄爱玲认为。

一个明显的判断标志是，在留学生联谊会里，做公益的寥寥无几，主流仍是金融商业。“海归是个圈子，公益里也有个圈子，海归公益人不成圈子。”罗易观察到，公益从业者易于依据自身所从事的领域、所处的地域聚在一起，分散成多个小圈子。没有人特别将海归公益人标注出来，也没有人把自身海归背景挂在嘴上，更多时候，他们与其他人无异。

必须承认的是，从事公益的海归大多家境殷实，尚有选择的余地和空间。向芯称自己求学数年多是奖学金支撑，并未给家庭带来经济压力，也由此有了更大空间和可能性。她的朋友中也有不少是举全家之力，送其出国读书，“这样的朋友哪怕是暑期做一份志愿工作，而没有为未来职业努力，都会感到愧疚与压力。”

在公益行动的同时，向芯还在尝试通过学术研究推进中国的教育变革和社会公平。相对自由的博士研究阶段，她每周两天出现在一栋居民楼里的办公室，处理“青草”各种事务，其余时间是线上工作。

章瑾每周分出5-10小时放在有为图书馆。她的理想是把其系统搭建起来，有更多的人可以方便地参与到这个平台上来，只是还需些时日。她也有苦恼，图书馆参与活动最积极的仍是公务员与教师子女，而非贫困生。曾有志愿者质疑，这是做公益、是为弱势群体服务吗？章瑾回答不上来，有为图书馆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它是公益的，可认可它价值所在的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这并非她与团队能够把握的。她向贫困家庭倾斜名额，但不多。

“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也要走出门去，种下一棵苹果树。”在有为图书馆的入口处，有这么一句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