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香港 NPO i-Action 创办人，我之前在 NPOst 刊出一篇「生命无价，生存有价：凉山深处的病危通知书」，是关于我在四川凉山阿布洛哈村用4000元人民币(近2万元台币)给一黑小朋友治病的事。

　　在那之后，我一直纠结的是，这个病是需要长久治疗的，但村民没有这么多钱。我该如何让村民不会养成依赖，又不会害了他们，才能持续帮助一黑?

　　我想过用借贷的方式。比如，每个月医药费2000元，i-Action 资助1500元，请他们自己出500元。但一开始我们可以先代为支出2000元，待年底他们有收成或可以卖猪时，看一共累计了几个500元，再一并还款，这样是否妥当呢?

　　图片提供／Sonya

　　很爱管闲事的阿北：

　　首先，这个专栏实未免变得太互动!为什么连其他专栏作者遇到的问题，阿北也要管!

　　但念头一转，这不就是我理想中「农民学校」最棒的共学机制吗?就像我们在缅甸时都会提倡，不该由从来没种过田的农业专家来「教」农民，而该由农人之间互相讨论，在彼此身上学习。

　　既然如此，我就来试试看吧!

　　如果换成是阿北我，我会想办法做对两件事：把程序做对，并且把金额算对。

　　第一件事，我想知道这样的资助计划跟 i-Action 的宗旨有没有违背。

　　到了 i-Action的脸书，我看到的组织宗旨是：

　　【i-Action】成立于2013年12月，是一个行动/计划/平台，藉广聚大众爱心与力量，鼓励社会不同阶层人士也可以力所能及的为人道尽一分力，以生命影响生命。

　　过程中，没有施与受，而是透过双方的交流，分享彼此生命中的拥有，可以是物资、信念、快乐，或是人生故事等。

　　我的妈啊！这种愿景也未免太广泛!(摔笔)

　　不过，资助病童确实没有违背 i-Action 的组织宗旨。

　　我在缅甸执行的教育计划，聚焦在让濒临永久失学的非正式教育系统学童，让他们能够完成基础教育。当时确实遇到棘手的状况，就是其中一个受到资助的孩子眼力急速退化，如果不立即动手术就会永久失明，但是他们家非常贫穷，不可能出得起手术费，所以请求我们帮助。

　　眼科手术确实不在学童教育计划的赞助项目中，但如果不帮助的话，这充满前途的孩子就要失明了，该怎么办?

　　手术费就像一黑的状况，虽然不多，要找个捐款者赞助不是问题，但是此例一开，后续的问题才是我们伤脑筋的地方。「毕竟这是一个社区，要用社区传统的方式来解决。」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经营这个非正式教育的学校，是当地的一间寺庙，寺庙的住持是村子里的意见领袖，比村长还有威望，因为这位和尚识字、念过书，跟一般村人比起来见多识广，又有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操，所以村人无论邻居吵架或夫妻失和，都会来找这位住持，甚至来问六合彩的明牌，没钱时也会拿着金链子、戒指来典当借钱，住持还真的就当高利贷，放三分利给村人。

　　「师父，如果你有钱，你会不会出手这件事?」我问。

　　「我会。」住持说。

　　「你会借钱给他，还是会无偿帮助他?」我又问。

　　「这孩子会念书，也爱念书，但是爸爸早就死了，妈妈一手带大这个独生子，我如果有能力，会无偿帮助他。」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谢谢师父。」我道谢完就走了。

　　隔天一早，我把这对母子邀请到寺庙里，当着那些一早就来问明牌、请求开示，询问家里大小事的村人，拿了跟这一笔手术费同样数目的钱，在他们面前捐给了寺庙的住持，接着住持转手，原封不动将这笔钱交给了母亲。

　　因为这钱是「信徒捐给寺庙」的善款，所以他们不用还。可是其他村人也不会因此觉得不公平，因为这笔钱的用途，是由地方上最有威望的人做主的，而不是我这个外人爱给谁就给谁，所以没有人觉得不恰当。

　　后来这孩子很幸运手术成功，恢复视力，回到学校继续上学。毕业的时候，母子俩还特别请我回到庙里，当着住持感谢我们组织的帮助。

　　这样听来或许很奇怪，但是怎么把不符合组织宗旨，却有必要的捐款给予需要的人?首先，就是要把这一笔钱变成别人的钱，这个转手的麻烦过程其实很重要，也会省去未来很多麻烦。

　　第二件事，我想知道受捐助者部分负担，是否合理。

　　这个需要2000元自付额500元的计算基础，我想知道是怎么计算得来的。如果希望他们养猪卖了猪以后还款，我们真的知道一只猪要养多久、每个月的成本多少、可以卖多少钱，因此而确定这是农民可以负担的数目吗?

　　如果一黑的爸爸，每个月因此要额外多出这笔 500 元的负债，我们有没有配套措施，帮助他增加 500 元的收入?

　　为了这个，我特别做了一点调查。目前大陆的农村或是一些小的县城镇，市场上卖的猪大多是农民家里养的俗称「土猪」，跟大城市里有规模的养猪场不同，因为饲料也相对用得少或者不用，所以长得比较慢，饲养周期比较长。养猪场养4、5 个月就可以卖，农村可能得养到半年至 8 个月上下。

　　但是猪肉每斤的价格基本上是固定的，所以农家养猪周期长，成本相对就高，所以每家也不会养很多，顶多就是 1、2 头。

　　Sonya说的这种猪，就是所谓的「过年猪」，乡下人过年时当作年菜自家加菜用的，没有对外卖。但是如果要还债，那就要另外多养。如果要多养，就得另外花一笔钱买小猪。

　　目前的大陆农村，并不是自己养老母猪繁殖，大多数农村家庭顶多只能养到 3 头左右的猪，然后另外去买已经长到 10 多公斤的猪仔。2016年，买小猪的价格涨到了大约1000元左右。根据调查，农村卖猪都是卖生猪，一整头喊价卖给猪贩，一头120公斤的生猪价格大概在2200元左右，这就是农民花半年以上养一头猪，最后拿到的价格。

　　如果当地人喂猪吃的饲料，是自家种的玉米，或是山上地里的猪草，那就可以不计算成本。也就是说，扣掉买小猪的钱，农家 8 个月可以赚1200元，如果养 3 头卖 2 头，那就是赚 2400 元，2400 元摊提到 8 个月的养猪期间，也就是每个月可以多赚 300 元。

　　换句话说，每个月只多赚300元，却要还500元，这是一黑这样的农家负担不起的。为了8个月后赚2400元，要先拿出2000元买小猪，这也是一黑家做不到的。

　　所以如果换成是我，我会先出钱买两只小猪，请一黑家代养，8个月后卖猪的钱，无论多于或少于2400元，都无所谓，就是还i-Action卖这两头猪的钱，卖得价格多一点、少一点，都不会造成一黑家的负担，而这8个月的期间，一黑家跟所有的村人，也都会每天看到这两头「还债猪」，知道拿了人家钱不是不用还的。

　　从 NGO 工作者的角度，计划的公平性跟合理性固然是重要的考量，但更重要的是，就跟做生意一样，程序要对，数字也要合理。

　　巧思引导，赋权社区

　　此外，为了让程序顺利，我通常会用引导的方式，让社区去主动思量出要怎么还，能还多少钱，为了让他们安心，我也会事先告诉社区，我一定会努力争取组织支持他们共同商议出来的结果，因为社区应该要主动告诉赞助者他们想怎么做，而不是被赞助者告知该怎么做。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社区对于计划才会产生拥有权/(ownership)。

　　因为，就算计算出来的数字一样是月还500元，但如果是一个相对有钱的赞助者提出，社区就会觉得赞助者很计较，这500元自付额就是社区多出来的负担，他们绝对不会想到赞助者是有成本的，只会觉得有钱人真不干脆，1500元都愿意给了，为什么抠这500元。

　　但如果最后是贫穷的社区自己提给赞助者这个方法，社区就会觉得用500元可以赚1500元很值得。虽然这需要很多的铺陈跟绕远路，但能因此让社区觉得这个计划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才会有责任感，也才值得。

　　「做对的事，把对的事做好。」2个条件，缺一不可，作为 NGO 工作者，希望我们都能常常彼此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