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由团组织培育扶持并在民政部门新登记注册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达62家，覆盖16个州市”“全省已有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兼职人员989人，志愿者2000余人”。

　　在团云南省委日前举行的“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中，团省委副书记景绚向代表委员们汇报的一组数据令人振奋。

　　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每万人拥有社工数量低于全国水平的西部省份，能在一年多里取得如此成绩，各级部门和专业社工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如果说扎根基层服务的专业社工是闪烁的“星星”，那么为星星提供温度和光辉的就是团组织这颗“月亮”。

　　你需要时我就在你身边

　　这天是周末，晚上7点，刘功敏正与家人一起吃晚饭，手机铃声响了起来，来电是昆明市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办公室。刘功敏匆忙放下碗筷，根据该办公室的委派，在指定的时间里赶到了看守所，为一名涉嫌盗窃电动车的未成年人杜鑫（化名）担任合适成年人。

　　刘功敏是昆明市红嘴鸥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的一名社工，这是她第三次为杜鑫担任合适成年人。

　　“由于大部分涉案青少年都是外来务工子女，他们的父母因交通不便、经济困难等诸多原因，无法到场，就需要一名专业社工担任他们的临时监护人。”刘功敏说。

　　作为临时监护人（合适成年人），他们对涉案青少年的工作就是“陪伴”：从案发审讯、盗窃物件价格鉴定到起诉前的讯问，都全程参与，同时还要关照他们在看守所期间的生活。

　　“一个眼神的关注，一个微笑的鼓励；痛苦伤心时递上纸巾，情绪低落时默默陪伴。这些心理上的支持，对涉案青少年改过自新都有春雨润物的作用。”刘功敏说。

　　然而，要做到这些，社工们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生活几乎完全没有规律：“无论何时接到公安局或司法办案机关委托中心的指派任务，都要立即前往目的地，并在指定的时间内到达。”

　　一年来，昆明市红嘴鸥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共派遣合适成年人到场参与刑事诉讼案件共计123件，服务涉案未成年人142人次。成立于2014年3月的昆明市红嘴鸥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是西南地区首家由团组织培育孵化、专业开展青少年社工服务的社会组织。

　　在一年多的运行里，“专业的社工力量”显示出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16岁的王翔（化名）来自四川，因天生聋哑，被父母遗弃。一位好心的奶奶收养她，不仅悉心照料，还把她送到聋哑学校学习。然而，几年后，奶奶病逝，无依无靠的王翔流浪到了昆明。因生活无着落，一日在一家超市偷东西时被抓获，被送往昆明市看守所。

　　2015年，昆明市红嘴鸥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便派遣两名专业社工和多名志愿者到昆明市看守所社工站，为20名在押未成年女性青少年提供社工服务。

　　因为无法沟通，王翔很排斥社工开展的“你好，青春”小组活动，在周记中她写下了自己的孤独、焦虑以及对人际交往的困惑。

　　为此，一名社工每次在小组活动时，都用文字和王翔沟通，鼓励她参加小组活动。而另一名社工则在小组中，向组员传达包容、理解、互助的理念。

　　经过3个月的帮扶，王翔和同伴们都发生了改变。

　　王翔在周记里写道：“原以为这里是一个没有人情味的地方，但我却感觉到温暖，谢谢社工老师让我感到被关注，被在意。”同伴们在圣诞演出中，给了王翔一个重要角色，让她带领大家用手语表演《感恩的心》。

　　“犯了错的孩子并不等于坏孩子。”社工李春香说：“用社工的专业理念和专业方法，不仅能提升看守所的管理教育工作，还能有效地开展再犯罪预防工作，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顺利融入社会打下基础。”

　　2015年，“红嘴鸥”直接服务重点青少年和流动儿童3200多名。“相比于发达地区1∶100的服务比例，我们达到了1∶400，有差距，有盼头。”昆明市红嘴鸥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主任叶波说。

　　为折翼的孩子搭建一座“回归桥”

　　云南省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主任陈怡璇一直呼吁“专业社工”和“健全的社会支持体系”。在“面对面”的活动中，她向代表委员们讲述了一个案子。

　　17岁的流动青少年赵路易（化名）因没有父母照料，流浪街头，一天，从网吧出来时，随手抱走了门口的一个电脑机箱，但因机箱卖不出去，他便将机箱抱回网吧，在准备归还时被抓获。

　　经鉴定，机箱价值1900元，超过了盗窃最低起刑点，赵路易被公安刑事拘留并起诉。

　　尽管公检法3家机构都想以不起诉来挽救赵路易，但是社会调查显示，赵路易没有监护人，此前因盗窃行为被行政拘留过。如不进行司法教育，对社会存在潜在的犯罪威胁。最终，赵路易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由此可见，一个健全的社会支持体系对于预防青少年犯罪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陈怡璇说：“如果能提供给赵路易一些生活条件和社会支撑，他就可以被免于刑事处罚。”

　　虽然有不少无奈，但司法机关仍然以各种方式，努力让折翼的孩子能有一个飞翔的起点。

　　2015年的一天，昆明市嵩明县一农村小学的老师发现7岁的松松（化名）浑身是伤，遂向警方报案。经警方调查，松松是被其亲生父亲毒打致伤。

　　松松的妈妈在多年前离开了他们父子。单亲的爸爸过去曾因抢劫和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出狱后靠打零工带着儿子生活，患有较严重的抑郁症。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松松，也十分调皮捣蛋，难以管教。

　　为能让孩子有人照顾，嵩明县公安局和检察院决定对松松爸爸取保候审、不予起诉。松松爸爸回家后，公安局、检察院、教育局、村委会等部门，为这对父子安排了专业社工进行心理辅导，申请相关社会福利。同时，为保护松松隐私，教育部门将松松转到了另一所学校。

　　“多部门联动，挽救了一个家庭，增进了父子的感情，避免了未成年人因家庭变故而被推向社会。”陈怡璇说。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青少年犯罪问题，2014年以来，云南省检察院联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检察院、昆明市关工委、团昆明市委，分别在云南汇和集团与野鸭湖拓展训练学校建立了两家未成年人观护教育基地。基地主要针对外来的涉法未成年人，犯罪情节轻微，或符合附条件不起诉，但监护人无法履行监护义务，便将其在考验期送到基地来进行监管。

　　16岁的妮妮（化名）是到昆明市盘龙区检察院未成年人观护教育基地的第一名学员。这个从外地来打工的女孩，因偷了同事的苹果手机被送到了这里。

　　在大家眼里，“妮妮是个柔和、可爱、招人喜爱的女孩”。半年的考验期间，每天协助教练开展拓展训练，加上社工的陪伴，妮妮“感觉得到了重生”。

　　“在看守所的几天，我睡不着觉，很失落，很后悔。而在这里，我又重新融入了社会。”她说。

　　“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非本地未成年人监督考察是一大难题。”陈怡璇说，多部门共建的观护基地，通过“社工 志愿者”的方式，为迷途的孩子搭建了一座“回归桥”。

　　扎根社区，陪伴城市困境青少年

　　走进一条堆满各式各样塑料瓶的巷子，来到一所红砖矮房前，白娅娟看见滔滔的大妈正蹲在地上分捡瓶子，整个大门都被堆积起来的塑料瓶子堵住了。多年前，滔滔（化名）的妈妈丢下4个孩子悄悄离开，那时，滔滔的弟弟才6个月。

　　滔滔的爸爸没有文化，难以供养4个孩子，把其中两个女儿托付给了小姑，滔滔和弟弟托付给了大爹和大妈，自己到广东打工去了。

　　然而，滔滔的大爹和大妈也有3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他们就靠在塑料厂工作的微薄收入供养着5个孩子。

　　白娅娟此次来，就是要帮助他们一家申请由云南省青基会、民政部李嘉诚基金会“大爱之行”项目资助的“困境儿童及家庭紧急援助金”。

　　白娅娟是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的专职社工。该中心成立于2005年，是云南首家标准化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工作内容包括城市流动人口社区综合服务、少数民族农村社区发展、灾后重建、困境儿童救助、反家庭暴力预防与干预、社会组织培育、社会工作培训与研究等。

　　“连心”的办公室安置在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街道办事处王家桥社区。这是“连心”的工作宗旨之一：“扎根社区”。王家桥社区是昆明市城郊接合部的一个“混合型”社区，这里3万多名居民中，有50%都是流动人口。他们中的青壮年靠在周边工地打零工维持生计，妇女和老人则以拾荒为主。

　　“连心”共有14名专业社工。在走访中，社工们发现，社区里外来务工人员家庭60%都是单亲，而且大多是妈妈离家出走，由爸爸带着两三个孩子生活；有的是父母都外出打工，由祖辈照顾孩子；有的家庭只剩下孩子，兄弟姐妹相依为命，大孩子照顾小孩子。

　　社工丁丁第一次见到10岁的妞妞（化名）时，她一直低着头，一个多小时，没说一句话。4年前，妞妞的妈妈因车祸去世，留下妞妞姐弟3个孩子。

　　为了供养在民办小学上学的3个孩子，在工厂里当临时工的爸爸，为了多挣一点钱，常常替工友顶班，三姐弟只能自己照顾自己。12岁的姐姐琳琳（化名）洗衣做饭，管理两个弟妹的生活学习，爸爸夸她“把家打理得很好”。

　　2014年，琳琳回老家上中学去了，生活的担子落在了妞妞身上。妞妞年纪小，不太会做家务，去市场买菜，只固定在一个摊位上买，去了直接拿钱给老板，从不讲价，“因为不会，也不敢”。

　　以前，妞妞成绩很好，性格活泼。妈妈去世后，妞妞变得不爱讲话，除了上学、买菜和找弟弟回来吃饭，她都不出门。

　　刚开始，妞妞对丁丁很警惕，看见丁丁就紧张。有时丁丁去学校门口接妞妞放学，妞妞也“低着头，走路匆忙”，说“要快一点回家做饭”。

　　慢慢地，妞妞开始看着丁丁说话了，并跟着丁丁到“连心活动中心”的图书室看书。她特别爱看书，暑假里，借了7本厚厚的书回家，一周就看完了。学习成绩也慢慢好了起来。

　　2015年，妞妞也回老家上初中了，家里只剩7岁的弟弟和爸爸。因为爸爸上夜班越来越多，晚上弟弟常常一个人在家。虽然仍然喜欢在社区里和其他孩子疯玩，但他比以前沉默了一些。但只要丁丁约他去“连心”玩，他总是一路又蹦又跳的，显得很开心。

　　20个月来，丁丁一直在陪伴这个家庭。这期间，丁丁从一个大学实习生变成了专业社工，而这个家庭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我会和他们一起走，直到不能再一起走的那一天。”丁丁在微信里写道。

　　2015年，“连心”申请到民政部与李嘉诚基金会合作的“大爱之行——全国贫困人群社工服务及能力建设项目”，该项目为“连心”在社区为贫困人群提供专业化社会工作服务带来了强有力的保障。这一年，“连心”招募了50名志愿者，通过小组或楼栋的活动，与困境家庭一起搭建起新的支持体系。

　　更不可小觑的是，“连心”这个仅有30名专业社工的服务机构，10年来，服务弱势群体人数超过10万人次，每年1万人次。

　　部门一联动，社工前进一大步

　　“驻扎在一线，社工能第一时间发现社区里最需要帮助的人群并及时帮扶。这不仅有效协助各级政府对困难人群进行‘兜底’救助，预防社会极端事件发生，也能有效将基层政府无法关注到的矛盾，以专业手法进行化解。”云南大学公共管理（社会工作）学院社会工作研究所所长、“连心”董事长向荣说。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尽管社工工作成绩卓越，但现实却十分严峻。

　　在日前结束的云南省两会上，云南省政协委员、团省委副巡视员沈光鑫在发言中也不无忧虑地指出：“云南省被判刑的未成年人占判刑人总数比例处全国前列，每10万人青少年涉命案案件数也处全国前列。进一步加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迫在眉睫。”

　　他说，全省各县（市、区）虽然都成立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组，但没有配备专职人员。特别在乡镇（街道）、村（社区），没有固定人员负责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部分地方甚至对重点青少年群体底数不清、情况不明。

　　虽然按照《云南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但大部分地区并未执行。据不完全统计，以6~25岁青少年人口数量计算，云南省每年人均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经费不到两元，其中省级财政投入约人均0.43元。

　　面对庞大的青少年群体，团云南省委就社工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多次进行专题研究，并向云南省委报送专报。

　　在团省委不懈地推动下，2015年3月，云南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委、省发改委、省民政厅等18个部门联合下发了《云南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5-2020年）》，对云南省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的制度顶层设计，将其纳入总体规划中。

　　2015年，在政策支持、制度创建、资金投入等多项措施的促进下，据统计，云南各地团组织通过与公检法司等部门联系，建立了社会化的服务项目支持体系，帮助各地青少年事务社工机构实施服务项目43个，涉及资金502.87万元，服务青少年达15万人次。同时，团省委还开展培训51期，培训人次3000余名，133人获得了社工证。

　　2015年9月，10年前创办“连心”的向荣，因卓越的社会工作获得第四届“兴滇人才奖”。

　　一年多来，在各级部门的共同推动下，云南省各级团组织孵化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了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第二个家。社工扎根在不同的社区，及时将困难人群诉求通过多种渠道反映给党委政府，发挥了社会组织作为桥梁和润滑剂的作用。

　　昭通市水富县水为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向家坝水电站建设，不少村民搬到了移民新区。大部分失去土地的人都选择了外出务工，留下了孩子与老人生活在空空的小区。2014年12月，水富县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将办公室安置在了移民最多的田坝社区，开设了舞蹈、绘画、书法、手工、声乐、体育等兴趣课程，每周一至周四都为孩子们辅导作业，还走访慰问社区贫困、留守儿童，组织各种文艺演出，使4500多人次的移民青少年收益。因为这个中心的存在，小区渐渐又有了活力与生气。

　　团昭通市委“鲁甸泉心青少年社会服务中心”也在鲁甸县火德红镇陪护留守儿童，设立书屋、开展夏令营、创办萤火虫月刊等方式对当地的青少年进行震后心理援助。目前“泉心”已有专兼职社工20多名，持有社工师资格证的全职社工有5名。

　　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红木棉青少年事务公益服务中心也成为怒江大峡谷里一朵青少年最喜爱的“木棉花”。一年多来，它为少数民族地区312名青少年提供了关爱服务。

　　在曲靖市、临沧市的云县等地，青少年心理健康事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分别在乡镇职业学校、中心小学校等开展灾后心理重建、青春期性健康教育等，帮助青少年从容面对未来。

　　“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有别于传统的青少年工作，它强调的是以社会工作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服务青少年的现实需求。”景绚说：“加强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建设，为青少年提供稳定的联系、专业的服务，对共青团实现事业化发展、提高专业化水平、扩大工作有效覆盖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